农历新年，中国家庭的饭桌、茶几上一定少不了瓜子的身影。那一颗颗亦甜亦咸、香脆可口的小巧食物已经成为年味儿的一部分。现在提起瓜子，人们想到的多半是葵花子。其实，葵花子是民国时期才作为零食进入人们视野的，之前流行的是嗑食西瓜子和南瓜子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向日葵作为重要的油料作物在我国大面积种植，葵花子渐渐取代西瓜子和南瓜子，成为国人茶余饭后的头号零食。
西瓜子的发端在北京
中国人吃瓜子有着上千年的历史。考古人员从马王堆辛追女尸的胃部和海昏侯刘贺的尸体内，都发现了未消化的瓜子。据考证，当时的瓜子并不作为零食食用，而是药用。两人体内存留是一种甜瓜的瓜子。
北宋初年成书的《太平寰宇记》在历史上第一次记载了“瓜子”。根据书中描述，在当时河北幽州有一种名为“瓜子”的土产十分出名，并向朝廷进贡。之所以有瓜子，是因为幽州盛产西瓜的一个变种——打瓜，又称籽瓜。这种瓜外表长得很像西瓜，瓜皮浅绿色，有花条带，但个头儿比西瓜略小，瓜瓤是黄白色的。打瓜因拳打而食和含籽量多而得名，其籽有黑、红两种颜色。黑瓜子乌黑发亮，红瓜子色泽红润，两种瓜子都是皮薄仁厚，酥香油滑，加工之后成为广受欢迎的地方小吃。那时的幽州即如今的北京、河北、辽宁一带，所以说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是西瓜子的故乡，中国人吃瓜子的习惯正是从北京传遍全中国的。
说到吃西瓜子自然要说一说吃西瓜。中国是何时开始有西瓜的？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。有人认为是回鹘人从中亚传入新疆又被引入中原的，有人主张西瓜是中国原产的。现在学者们均认可的说法是，最迟在五代时期，西瓜已经进入中原，并在北方温带地区小范围栽培。
后来，南方也开始栽培西瓜。受儒家“食不厌精”思想的影响，将西瓜子加工后嗑着吃的风气渐渐在全国盛行开来。元代的《王祯农书》记载：“（西瓜）其子爆干取仁，用荐茶易得。”元代养生家贾铭所著《饮食须知》又载：“食瓜（西瓜）后，食其子，不噫瓜气。”意思是吃完西瓜再吃一些西瓜子，可以抑制因食瓜肉寒凉而引起的打嗝，可见元朝人对西瓜子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。至明朝，万历皇帝“好用鲜西瓜种微加盐焙用之”，此时嗑西瓜子之风已经从民间传到宫廷。
清朝前期，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市井小民，都非常喜欢嗑瓜子，瓜子在当时的商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。据1751年锦州海关奏报，“锦州海口税务情形每年全以瓜子为要，系海船载往江浙福建各省发卖，其税银每年约有一万两或一万数千两，或竟至二万两不等”。仅瓜子一项，每年的税银可达一万到两万两，可见生产规模惊人。
明清嗑瓜子风气之盛，在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。“那妇人每日打发武大出门，只在帘子下嗑瓜子儿。”《金瓶梅》第一回，潘金莲一出场就是在嗑瓜子。在《红楼梦》中，不管是林黛玉，还是宝玉的丫鬟们，都爱嗑瓜子。林黛玉是一边嗑着瓜子，一边抿嘴儿笑，斯文羞涩。宝玉的丫鬟们则是一边下围棋或抹牌，一边“嗑了一地儿的瓜子皮儿”，是恣意玩笑的大大咧咧的模样。
法国传教士古伯察曾在19世纪中叶旅居和游历中国大部分地区，他对中国人喜欢嗑西瓜子这件事做了十分细致的描绘：“中国人对西瓜子有着特殊偏爱，有些地方，丰收时节西瓜就不值钱了，有的时候，大量的西瓜被运到繁忙的马路边免费送给过往的行人，条件是吃完了把瓜子给主人留下。假如有一群朋友聚在一起饮茶喝酒，桌上肯定会有西瓜子作伴。你就是到了最荒凉的地区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西瓜子……”
瓜子酥和五仁月饼
后来居上的葵花子
再看南瓜子和葵花子。南瓜和向日葵都是来自美洲的食物，二者在16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。作为零食，南瓜子要比葵花子流行得早些，南瓜子大概从晚清时期开始流行，葵花子大概从民国时期开始流行。
南瓜子又称白瓜子，本是一味中药。以嗑南瓜子为小吃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咸丰年间的贵州《兴义府志》：“郡产南瓜最多，尤多绝大者，郡人以瓜充蔬，收其子炒食，以代西瓜子。”还有一处写道：“（南瓜）子，市人腹买炒干作食物，终年市于茶坊酒肆，人竞买食之。”南瓜子流行程度可见一斑。不过在当时，南瓜子虽然已经有广泛的食用人群，但是与西瓜子相比，还是略逊一筹。
向日葵原产于北美，明朝中期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。我国史料中关于向日葵的最早记录是1564年浙江《临山卫志》。然而直到明末，人们对向日葵依然不熟悉。明末介绍花卉植物的《群芳谱》中记载了向日葵，却分别按“西番葵”和“丈菊”记了两次，可见作者并没见过它。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也没提过向日葵。
到了清末，关于向日葵的记载开始多起来，也知道它“瓜子炒熟味甘香，每斤值三四十钱，子可榨油”，但并未大面积种植。直到1930年，在黑龙江《呼兰县志》中才发现了首次成规模栽培向日葵的记载：“葵花，子可食，有论亩种之者。”此时，民间已开始食用葵花子，但受种植面积影响，葵花子流行范围非常有限。
东北之所以成为最早大面积种植向日葵的地区，除了气候环境适合向日葵生长外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俄国的影响。向日葵从欧洲传入俄国后，也一度作为观赏植物存在。但由于油料作物匮乏，俄国人很快发现，向日葵是极佳的产油原料。为了摆脱对进口欧洲橄榄油的依赖，俄国人在向日葵上投入了极大热情。
十月革命后，苏联建立了全苏油料作物研究所，向日葵的产量和含油率都得到大幅提升。鼎盛时期，苏联种植了7500万亩向日葵，产出了全球2/3的葵花子油。当地人也慢慢爱上了嗑葵花子。随着20世纪初连接中俄的中东铁路通车，嗑葵花子的风气被带入东北。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，瓜子界基本形成了西瓜子、南瓜子、葵花子三足鼎立的局面。
中国人真正开始大规模种植向日葵和嗑葵花子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。向日葵非常耐盐碱，适合在北方种植，且种向日葵可以肥田，其茎烧成灰后加水熬干可以当肥皂用。于是，20世纪70年代，浑身是宝的向日葵被列入国家油料种植计划，在高密度的技术培训下，向日葵的种植面积开始激增。1978年至1980年的三年间，北方六省的种植面积由382万亩增长至1227万亩，其中黑龙江、河北、山西三省的种植面积增长最快。
相比扁平的西瓜子，葵花子不仅更容易嗑开，而且油脂含量更高，味道更香也更吸引人。此外，普通的食用向日葵每亩可产出200千克以上的葵花子，而中国顶级的“靖远大板”籽瓜，每亩也仅能产出80千克以内的西瓜子。因此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，葵花子迅速压倒了西瓜子和南瓜子，登上“瓜子消费榜”的首位。
二十世纪80年代是葵花子最鼎盛的时期，大街小巷的副食品商店、小摊小贩都在售卖现炒葵花子。一两售价几分钱到一角钱的葵花子，用废报纸折成的三角包着，握在手中还能感受到那刚出锅不久的温度。嗑瓜子太过流行也给人们带来了清扫瓜子皮的头疼事，以至于电影院、公园等公共场合，经常会在醒目位置提示禁止携带瓜子，因为只要有人群停留的地方就会留下一地瓜子皮。
年味儿代言人
嗑瓜子是很多人的爱好，更是年味儿的缩影。逢年过节，瓜子是家家户户招待客人的标配。今年春节，人们要宅家，追剧、刷视频、看书之时，手边大概也少不了一碟瓜子。吴越地区广为流传的《岁时歌》这样说道：“正月嗑瓜子，二月放鹞子，三月种地下秧子，四月上坟烧锭子……”康熙年间，擅长描写都市民俗题材的诗人文昭，在其《紫幢轩诗集》中有一首《年夜》：“侧侧春寒轻似水，红灯满院揺阶所，漏深车马各还家，通夜沿街卖瓜子。”乾隆年间，潘荣陛的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也记载了除夕夜小贩卖瓜子的情形：“卖瓜子解闷声，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……与爆竹之声，相为上下，良可听也。”为什么一到正月过年，老百姓就格外爱吃瓜子呢？
其实，嗑瓜子嗑的是一份心情，人们享受的是嗑瓜子的过程。若瓜子预先全部去壳，食用起来就索然无味了。嗑瓜子一般出现在人们丰衣足食、时间充裕、心情愉快的时候，这时人们才有闲情逸致嗑瓜子，唠唠家长里短。在农业时代，正月里正值农闲，嗑瓜子的习俗就这样慢慢流传下来。特别是在北方地区，冬季寒冷而漫长，人们没有农活儿可干，只能待在家中“猫冬”，嗑瓜子便成了整个冬季消磨时间的重要方式。
许多文化名人都喜欢嗑瓜子。鲁迅招待客人常用的零食是葵花子，萧红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写道：“还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来客人必不可少。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，一边剥着瓜子吃，吃完了一碟，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。”林语堂也将嗑瓜子列为人生的一大乐趣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吃瓜子，用牙齿咬开瓜子壳之乐和吃瓜子肉之乐实各居其半。”国学大师黄侃，不仅自己喜欢嗑瓜子，还建议学生们听课时吃瓜子。他在暨南大学上课时对学生们说：“诸生听讲虽勤，而案上似少二事。”问：“二事为何？”他笑答：“清茶一壶，瓜子一碟耳。”香港作家蔡澜也是瓜子爱好者，尽管他自己“从来学不会嗑瓜子”。他认为瓜子令人一吃起来没完没了、不能停止的原因是：“第一，它们不甜也不咸，第二要剥了壳才能吃，第三永远吃不饱，第四有种令人上瘾的香味。”
近年来，随着国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坚果和干果的品种日益丰富，但与开心果、巴旦木、腰果、碧根果这些外来坚果相比，瓜子仍然有着不可撼动的优势。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嗑瓜子的传统，也让瓜子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。
小小的瓜子，是年味儿的代言人，是消遣休闲时的最佳拍档。我们念念不忘的不仅是瓜子仁的香，还有那些有瓜子陪伴的美好时光，以及那种简单随意、轻松平常的心境。
